茶館是國人專門用作飲茶的場所，也是人們休息娛樂，買賣交易，問訊議事的地方，可謂老小咸宜，男女畢至的好去處。客人們來到茶館，泡上一壺茶，“擺開龍門陣”，啜茗清淡，好不安逸。在茶館，“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人們不論職位高低，不分財產多少，大家一起喝茶，國事、家事、心頭事，無所不談。茶館可稱得上是一個“濃縮了的小社會”。
茶館，這種稱呼多見于長江流域一帶；在兩廣及海南等地，多稱為茶樓；北方的京津等地，也有稱作茶亭的。在歷史上，還有茶寮、茶坊、茶肆、茶園、茶社、茶屋、茶室等稱謂。雖然稱呼有別，但形式和內容大抵相同。
我國的茶館，由來已久。在《廣陵耆老傳》中曾談到一個神話故事。“晉元帝時(317-322年)，有老姥每旦獨提一器茗，往市鬻之，市人競買，自旦至夕，其器不減。”這與現今的茶攤十分相似。南北朝時，又出現供喝茶住宿的茶寮，它可說是現今茶館的雛型。而關于茶館的最早文字記述，則是唐代封演的《封氏聞見記》，其中談到＂自鄒、齊、滄、棣，漸至京邑城市，多開店鋪，煎茶賣之，不問道俗，投錢取飲。自唐開元間以后，在許多城市已有煎茶賣茶的店鋪，只要投錢即可自取隨飲。
宋代，以賣茶為業的茶肆、茶坊已很普遍。反映宋代農民起義的古典名著《水滸傳》里，就有王婆開茶坊的記述。作為南宋京城的杭州，據宋人吳自牧《夢梁錄》記載：”巷陌街坊，自有提茶壺沿門點茶，或朔望日，如遇兇吉二事，點水鄰里茶水。”專營的茶館已經遍布全市。在鬧市區清河坊一帶，就有“清樂”、“八仙”等多家大茶坊，其室內陳設講究，掛名人書畫，插四時鮮花，奏鼓樂曲調。在街頭巷尾，還有擔茶賣茶的。據范祖述的《杭俗遺風》記載：“杭州有茶司一行，最為便當，每擔一副，有錫爐兩張，其杯箸、調羹、瓢托、茶盅、茶船、茶碗……無不足用。”
明代，據張岱的《陶庵夢憶》記載：“崇禎癸酉，有好事者開茶館，泉實玉帶，茶實蘭雪，湯以旋煮，無老湯。器以時滌，無穢器。其火候、湯候亦時有天合之。表明當時茶館已有進一步發展，講究經營買賣。對用茶、擇水、選器、沏泡、火候等都有一定要求，以招徠茶客。與此同時，京城北京賣大碗茶業興起，并將此列入三百六十行中的正式行業。
清代，滿族八旗子弟飽食終日，無所事事，坐茶館便成了他們消遣時間的重要形式，因而促使茶館業更加興旺，在大江南北，長城內外，大小城鎮，茶館遍布。為此，清人楊迷人戲作打油詩一首：“胡不拉兒(接一種鳥)架手頭，鑲鞋薄底發如油，閑來無事茶棚坐，逢著人兒喚＇呀丟＇。”特別是在康熙至乾隆年間，由于“太平父老清閑慣，多在酒樓茶社中”，使得茶館成了上至達官貴人，下及販夫走卒的重要生活場所。清時的北京茶館，大致可分為三類：一是茶飯兼營的茶館，它有些類似廣東的茶樓。茶客可以在茶館內品茶嘗點，飲酒吃飯。這類茶館的字號多冠以“天”字，著名的有“天福、天祿、天泰、天德”等，它們座位寬暢，窗明幾凈，擺設時尚，茶具雅致，當屬上乘。二是只賣茶的茶館，但可進行“手談”(下圍棋、象棋)、“筆談”(猜謎語)，有的還有專門藝人說書唱曲。三是設在郊外或大道旁、綠蔭下的“野茶館”，雖然坐的是高臺土凳，用的是粗陶簡碗，喝的是大口涼茶，但具“田野風味”。
我國的飲茶風尚，始于巴蜀，所以一般認為四川茶館在我國最有代表性。我國最大的茶館是舊時的“華華茶廳”。該廳設有三廳四院，座椅千余，十分壯觀。成都的茶館從茶具配置到服務措施，均有特色。沖茶用的是長頸銅茶壺，盛茶用的是有托的瓷蓋碗，坐的是四川竹椅。泡茶技藝更是技高一籌。據說舊時“錦春樓”茶堂倌周大麻子的沖茶功夫堪稱成都茶館一絕。他右手握著紫銅茶壺，大步流星來到桌邊，一疊茶托墊脫手飛出，“咯咯”作響，幾旋幾轉，茶客人手一只。隨即“咔咔”作響，每個茶托墊上已放好一只茶碗，動作十分利索。接著，人體后退一旁，離茶客一米開外立定，提起茶壺，右手臂伸直，“刷、刷、刷”如晴蜓點水，一圈茶碗，碗碗沖得恰到滿處，又無點水濺出碗外。接著，搶步上前，用手指把茶蓋一挑，將茶碗蓋得嚴嚴實實。如此＂蓋碗茶＂，對茶客來說無異是一次藝術享受。
現代，在中國，東西南北中，無論是城市，還是鄉鎮，無論是大路沿線，還是偏僻鄉村，幾乎都有大小不等的茶館或茶攤。據不完全統計，僅四川、上海兩地就各有茶館千余家；廣東的羊城廣州及臺灣的臺北，茶館普及全城；浙江的杭州，近三年內，新落成開張的茶館就有150余家。在全國范圍，一個以品茶為主旋律的茶文化場館，已經遍地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