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是雅物，亦是俗物。進入世俗社會，行于官場，染幾分官氣。行于江湖，染幾分江湖氣；行于商場，染幾分銅臭；行于清湯，雜幾分脂粉氣；行于社區，染幾分市儈氣；行于家庭，染幾分小家子氣。熏得幾分人間煙火，焉能不帶煙火氣。這便是生發于“茶之味”以“享樂人生”為宗旨的。“世俗茶道”，其中大眾化的部分發展前景看好。
茶是雅物，亦是俗物。
當它進入官場，與政治結緣，便演出一幕幕雄壯的、悲壯的、偉大的、渺小的、光明的、卑劣的歷史活劇。
唐代，朝廷將茶沿絲綢之路輸往海外請國，一借此打開外交局面，都城長安能成為世界大都會、政治經濟文化之中心，茶亦有一份功勞。
唐代，文成公主和親西藏，帶去了香茶，此后，藏民飲茶成為時尚，一此事在西藏傳為歷史美談。
唐代，文宗李昂太和九年（835），為抗議榷茶制度，江南茶農打死了榷茶使王涯，這就是茶農斗爭史上著名的＂甘露事變＂。
明代，朝廷將茶輸邊易馬，作為殺手銅，欲借此“以制番人之死命”，茶成了明代一個重要的政治磋碼。
清代，左宗棠收復新疆，趁機輸入湖茶，并作為一項固邊的經濟措施。
茶是個靈物，隨國家政治的舉措而升沉起伏，輝煌過，也晦氣過。
史書記載，1044年（宋仁宗慶歷四年。西夏景宗天授禮法延詐七年八家與夏議和，宋封元是為夏國王，并每年給以“銀七萬兩，綱十五萬匹，茶葉三萬斤。”
宋朝國人將茶貢給朝廷，朝廷又將它貢給西夏，以取悅強敵。茶負載的不是友誼，而是對強權的屈服。
在我國清代，官場欽榮有特殊的程序和含義，有別于貴族茶道、雅士茶道、禪宗茶道。在隆重場合。如拜謁上司或長者，仆人獻上的蓋碗茶照例不能取飲，主客同然。若貿然取飲，便視為無禮。主人若端茶，一意即下了“逐客令”，客人得馬上告辭，這叫“端茶送客”。主人令仆人“換茶”，表示留客，這叫“留茶”。
茶作為有特色的禮品，人情往來靠它，挖門子搭橋鋪路也靠它。機構重疊，人浮于事，為官為燎的，“一杯茶，一包煙，一張‘參考’看半天”。茶通用于不同場合，成事也壞事，溫情又勢利，茶雖潔物亦難免落入染缸，常扮演尷尬角色，借茶行“邪道”，罪不在茶。
茶入商場，又是別樣面目。在廣州，“請吃早茶！”是商業談判的同義語。一盅兩件，雙方邊欽邊談。隔著兩縷裊裊升騰的水氣打開了“商戰”，看貨叫板，討價還價，暗中算計，價格廝殺，終于拍板成交，將茶一飲而盡，雙方大快朵頤。沒茶，這場商戰便無色彩，便無詩意。只要吃得一杯早茶，縱商戰敗北，但那茶香仍難讓人忘懷。
茶入江湖，便添幾分江湖氣。江湖各幫各派有了是是非非，不訴諸公堂，不急著“擺場子”打個高低，而多少講點江湖義氣，請雙方都信得過的人物出面調停仲裁，地點多在茶館，名叫“吃講茶”。這不為錯，茶道之宗旨就有“致清導和”一說。
茶道進入社區，趨向大眾化、平民化，構成社區文化一大特色。如城市的茶館就很世俗，《清稗類鈔》記載：
京師茶館，列長案，茶葉與水之資，須分計之；有提壺以注者，可自備茶葉，出錢買水而已。漢人少涉足，八旗人士，雖官至三四品，亦廁身其間，并提鳥籠，曳長裙、就廣坐，作茗憩，與困人走卒雜坐談話，不以為懺也。然亦絕無權要中人之蹤跡。
民國年間的北京茶館溶飲食、娛樂為一體，賣茶水兼供茶點，還有評書茶館，說的多是《包公案》、《雍正劍俠圖》、《三俠劍》等，顧客過茶病又過書痛；有京劇條社，唱戲者有專業演員也有下海票友，過茶癮又過戲癮；有藝茶社，看雜耍，聽相聲、單弦，品品茶，樂一樂，笑一笑。
文人筆下的茶館雖不甚雅，卻頗有人間煙火氣，在老殘先生的“明湖居茶館”，可頎賞鼓書藝人王小玉的演出；在魯迅先生的“華老栓茶館”里可聽到殺革命黨的傳聞并目睹華小栓吃人血饅頭的鏡頭；在沙汀先生的“其香居茶”可見到已成歷史垃圾的袍哥、保甲長、鄉紳之流；在老舍先生的“茶館”里你更可見到1889年清末社會各色人等，什么聞鼻煙的、玩鳥的、斗蛐蛐的、保瞟的、吃洋教的、特務、打手……等等，最后是精明一生的王掌柜解下腰帶了其一生。……總之，一個小茶館就是人間社會的縮影。
茶葉進入家庭，便有家居茶事。清代查為仁《蓮坡詩話》中有一首詩：
書畫琴棋詩酒花，
當年件件不離它；
而今七事都更變，
柴米油鹽醬醋茶。
茶已是俗物，日行之必需。客來煎茶，聯絡感情；家人共飲，同享天倫之樂。茶中有溫馨。茶道進入家庭貴在隨意隨心，茶不必精，量家之有；水不必貴，以法為上；器不必妙，宜茶為佳。富貴之家，茶事務求精妙，可夸示富貴、夸示高雅，不足為怪；小康之家不敢攀比，法乎其中；平民家庭縱粗茶陶缶，只要烹飲得法，亦可得條趣。茶不孤傲怪僻，是能伸能屈的木中大丈夫。
綜上所述，茶作為俗物，由“茶之味”竟生發出五花八的茶道，可叫官場茶道、行幫茶道、情場茶道、社區茶道、平民茶道、家庭茶道，茶中有官氣、有霸氣、有匪氣、有江湖氣、有市儈氣、有脂粉氣、有豪氣、有小家子氣，這一切都發端于“口腹之欲”，其主旨是“享樂人生”，非道非佛，更多儒學的內蘊。為了學問完整些、系統些，我們可概稱為“世俗茶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