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來，在橫斷山脈的崇山峻嶺和金沙江的幽深峽谷之間，在川、滇、藏三省交匯的“大三角”的原野叢林之中，盤曲延伸著一條神秘的古道。這條古道從四川的雅安出發，經飛仙關，過始陽，走天全，出禁門關，翻二郎山，過瀘定，至康定，到西藏，然后進入尼泊爾。古道險窄幽深，斗折蛇形，曲曲折折，這就是與“絲綢之路”齊名天下的“茶馬古道”。
茶馬古道，不僅是世界上地勢最高，地理形態最為復雜的商業要道，它更是中外文化交流、文明傳播的通道。
四川、云南是我國茶葉的主產區，“天全邊茶”享譽蜀中。與盛產茶葉的川蜀地區唇齒相依的藏族同胞世世代代對茶葉卻是十分的渴求，在漢文史料中多有藏人“嗜茶如命”，“艱于粒食”，“以茶為命”，“如不得茶、非病即死”之類的記載。藏族民族中也有“漢家飯裹腹、藏家茶飽肚”，“寧可三日無食、不可一日無茶”之說。雖然對茶情有獨鐘，但由于酷寒的高寒氣候，茶葉根本無法種植，只能依靠于川、滇茶葉入藏供飲，中原地區少有馬匹，縱有些許，也皆體弱質差，而地處高原地段的西藏康巴正好盛產良馬，這種出產與需求的互補，促使兩個偉大的民族走到了一起。于是“茶馬互市”誕生了。
“茶馬互市”的誕生，最早可以追溯到唐玄宗時期。當時，茶葉用作飲料，在全國各地皆為常事，而藏族同胞，尚未大飲。雖此前貞觀十一年文成公主下嫁給藏王松贊干布，就帶來了大批茶葉，其后亦有茶葉進入藏區，然而其清新明目，健脾養胃，祛勞提神的功效非常人皆知，因而飲茶之習慣尚不得善遍，全民飲用當推至后期。當然也是從官至民。唐代作家李肇在《國史補》中寫道：唐朝使者常魯公出使吐蕃，常在篷中烹茶，吐蕃贊普見后問道“此為何物？”，常答：“此為解渴去煩之物，名‘茶’”，贊普細察，笑曰‘吾亦存焉’，遂令從人取出大筐，常觀，果為茶耳，皆為徽、閩、川之良物，然贊普不能用。后，常示之，且言其妙，至此，贊普飲之，藏胞亦然。”由此可見，當時吐蕃勢力強大，雖然存有大量的從外地搜羅或他人贈送作為珍貴禮物的茶葉，但除了極少贊普飲用外，常人大都不知道如何飲用，而從常魯公在民間傳以飲用之術后，喝茶的習慣也就給了藏民，茶文化開始進入藏區。藏民喝茶，漢民售之。茶馬互市的興起，無疑促進了藏漢經濟的交往。唐朝在許多地方都設置了“茶馬司”，作為市場管理機構。宋代開始，朝廷常與遼、金交戰，所需軍馬更多，宋便將茶馬交易作為一種手段，用以結善并控制西北各夷。當時，朝廷將茶葉的銷售分為官茶和商茶，前者由機構采購交易，后者由茶商向戶部納稅交易。但須限定數量和地域，明清兩代大體沿襲舊制，只是到了清代晚期才將茶葉向民間開放。
天全是茶葉的盛產區，由于地理位置特殊，更與藏區康巴相鄰，因而“茶馬互市”交易更盛，至明代經商戶達60余家。“天全邊茶”產量達2．9萬擔。過天全縣城，出禁門，便是二郎山系，是茶馬古道的必經地，相對于年代更為古老、被歷代衙府稱為“官道”的經滎經、泥頭、磨西至瀘定、康定的“大路”，此路俗稱“小路”，所背之茶亦稱“小路茶”，無論大路、小路一樣要路經此處，一樣要翻越三千二百多米的馬鞍山和五千多米的二郎山，因而二郎山南麓山腳有地名曰“兩路”。
翻山越嶺，地勢陡險，騾馬難以通行，只有人手腳并用，方能攀援通行。所以各地古道中惟一造就了“茶馬古道”上僅此從天全禁門關至康巴路段獨有的風景奇觀：人力背茶。背夫們相約十人、八人，每趟從茶商的庫房里領取茶包，背往指定的地方。體力好的取20—25包，足有300—400斤。
背夫們領到手的茶包層疊摞好，用竹簽串連固定，再以篾條編成背篼，套上雙肩。背夫無論是誰皆自備食物，即玉米面和一小袋鹽巴，僅此而已。胸前系著一個橢圓形的小篾圈，俗稱“汗剮子”專用于刮汗，手里拄著一根丁字形的拐杖，拐尖鑲有鐵杵，俗稱“拐筢子”“墩拐子”。茶包一旦上背，沿途一般不得卸下歇息，待有平緩處，領頭背夫（有地方稱拐子師，也有地方稱大背師）便審勢路段和背夫負力情形，需歇一歇了，便扎下拐子，一聲吆喝，示意大家找地方歇息。拐杖就是支架，茶包墊在拐子上，拐子扎在石頭上，背夫們便都挺直腰背歇腳片刻。日久天長，古道上便留下了鐵杵扎下的痕跡。甘溪坡上、紫石關旁那些茶路上密布的“拐子窩”至今仍在荒棄而覆滿青苔的石板道上隱隱現現。
古道是走出來的，這一走就是幾千年，幾千年漫長的歲月中，它歷經風雨，鑄就了歷史和文明，雖然說現代文明替代了它，但它不是消失，更不是滅亡，這是人類歷史上一段美好的過去，它是人類向前發展史上一座閃耀著光彩的里程碑，它光彩背后的神奇，源自于人類的堅韌不屈和自強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