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段險山惡水之間，綿延盤旋著一條神秘的驛路——茶馬古道。
追溯歷史，云南與西藏的民族交往源遠流長。唐調露二年〈公元680年〉吐藩在金沙江上架設神川鐵橋，加強了與南詔的聯系，也便利了兩岸交通。后至北宋神宗時期，因與北方異族連年發生戰爭，朝廷在西南邊關設市，以茶交換馬匹。生息于雅魯藏布江流域的古代藏族飲食以牛羊肉及乳類為主，茶葉因助消化解油膩的特殊功能已成為他們生活中的必需品。而云南是茶科植物的家鄉，“滇茶”聞名中外。一地產茶，一地需茶，促成茶馬交換路線不斷向藏區延伸，茶馬互市成為漢藏之間的一件大事，茶馬古道遂具芻型。明、清兩代，茶馬互市有了空前的發展。據載，僅清順治十八年(公元1666年)滇茶銷西藏就達3萬擔。更值得一提的是，此時馬匹交易日益興旺，滇西各地形成了不少以買賣騾馬為主的盛會，屆時四面八方各種民族云集，騾馬的成交數量千匹甚至上萬匹。騾馬交流會久盛不衰，如麗江九月會、劍川七月會、瀉源漁潭會、鶴慶松桂會等，大理三月街更是驟馬交流會的重頭戲。騾馬交易促進了馬幫運輸業的發展，作為物資運輸的主要工具，馬匹的使用已遠遠超出了軍事的范圍。茶馬古道上不知有多少馬幫長年累月來回穿梭，馬蹄的印痕越踏越深，串鈴的聲響也越傳越遠。及至民國，“普(洱)思(茅)邊沿的產茶區域，常見康藏及中甸、阿墩子(今德欽〉的商人往來如梭，每年貿易總額不下數百萬元之巨。”(見《云南邊地問題研究》)抗日戰爭爆發后，日寇封鎖了我國沿海交通，滇緬公路亦被切斷，茶馬古道一時呈現繁忙景象。比如當時僅有幾百戶人家的德欽縣城，每日馬隊如織，蹄聲鈴聲交作，吞吐貨物不下千馱。
茶馬古道上有了“馬幫”這種特殊的載體，使這條商道逐漸變成了聯系沿途各地、經濟、文化的紐帶，馬幫，以其獨特的運作方式和不斷豐富的內涵，形成了滇西乃至云南獨有的“馬幫文化”。
茶馬古道的主要線路有兩條，一條從云南的普洱茶原產地(今西雙版納、思茅一帶)出發，經大理、麗江、中甸、德欽到西藏的邦達、察隅或昌都、洛隆、林芝、拉薩，再經由江孜、亞東分別到達緬甸、尼泊爾、印度；另一條從四川的雅安出發，經瀘定、康定、巴塘、昌都到拉薩，再到尼泊爾、印度。在這兩條主線沿途，還有無數條支線蛛網般密布在各個角落，將滇、藏、川“大三角”區域聯絡在一起。
茶馬古道上的馬幫，多由四川、云南按地域組成。云南進藏的馬幫，產生在滇西各縣．大理白族人組成的稱“喜洲幫”，因趕馬人以喜洲為主；鶴慶白族、漢族組成的稱“鶴慶幫”；騰沖漢人組成的稱“騰沖幫”，麗江納西人組成的稱“麗江幫”；中甸、德欽藏族組成的稱“古宗幫”，巍山、賓川回族人組成的“回族幫”等等。隨著運載貨物品種的增加，出現了專門馱運某種貨物的馬幫，有的馬幫即以貨物命名，“鹽業幫”“糖業幫”等。西藏和平解放之初，滇西各縣還臨時組織“支前馬幫”“援藏馬幫”，以大隊為建制，由縣人民委派干部擔任大隊長，帶領馬幫進藏。后來，隨著西藏局勢的穩定，青藏、川藏、滇藏公路等相繼通車，馬幫運輸才逐漸由汽車運輸替代，馬幫這種由民間自發組織的運輸集體也才逐漸消失。
滇西馬幫除了上述統稱，還有各自的幫名。幫名一般以姓氏為標志寫在幫旗上。由于馬幫多系商業性營運，都有自己在各地的東家。如鶴慶幫專為張家在西藏、印度開設的商號“恒盛公”服務，古宗幫則聽命于中甸馬家的“鑄記商號”。商業馬幫的規模龐大，一般都在百匹以上，有的多達四、五百匹．還有一種臨時性“散幫”，又稱“拼伙幫”，由有零散騾馬的人家聯合而成，開展短途季節性運輸，馬匹數最有限，一般不逾百匹。
俗話說：“行船走馬三分命”，舊時邊疆匪患迭起，天災不斷，加之路途艱難，在長達數千公里的跋涉中，隨時會遇到危險。為此，馬幫在運行中逐漸形成了一套嚴密完整的組織管理制度，全體成員按分工有不同的職業身份：大鍋頭一人，總管內務及途中遇到的重大事宜，多由能通曉多種民族語言的人擔任；二鍋頭一人，負責帳務，為大鍋頭助理；伙頭一人，管理伙食，亦行使內部懲處事宜；哨頭二至六人，擔任保鏢及押運；岐頭一人，為人畜醫生；伙首三至五入，即馬幫的“分隊工”；群頭若干人，即“小組長”；么鍋一人，即聯絡員，對外疏通匪盜關系，對內是消災解難的巫師；伙計若干人，即趕馬人，每人負責騾馬1至3匹不等。，在人員龐大的馬幫里，有的還設置“總鍋頭”一人，管理全盤事宜，實為東家代理人。馬幫成員分工詳細，獎懲嚴格，但不象其他行業有過分的特權和等級界限，長時間的野外艱苦生活，煉就了人們團結友愛、坦誠豁達的性格。馬幫，堪稱“桃園結義”的群體，平時互相亦以弟兄相稱。